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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并形成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而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独具特色。

　　二人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员。多年来，他们在水质采样监测的第一线，为当地的河流、湖泊、地下水等水体做“体检”，这是保护水资源的关键措施。

　　宜春3月20日电 (熊锦阳)春日时节，走进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宝峰镇华坊村菌菇基地，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收、分拣新鲜菌菇，这些菌菇经过装箱后将发往省内外各大农产品市场，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美味。

　　肇兴村侗族大歌表演队队长陆艳玉说：“大歌是侗族的灵魂，无需指挥，不用伴奏，大家围坐而歌。婚丧嫁娶，皆有歌相伴。”在肇兴侗寨，身着盛装的侗家儿女用悠扬的大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最真挚的“见面礼”。

　　公开资料显示，陈政高，男，汉族，1952年3月生，辽宁海城人，1970年12月参加工作，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经济学硕士，系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连续不断的历史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的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其创新性。这种创新性突出体现在思想、科技、制度等方面。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在人性、道德、政治等方面提出了独特见解；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哲学思想更加开阔；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种思想领域的创新发展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同样令世人瞩目。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代表之作，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制度创新也为世界所称道。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等使得中国具备了高度统一和稳定的政治体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