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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协定》规定仅能按照固定线路开展国际道路运输相比,新《协定》将双边国际道路运输合作范围拓展至全域运输、过境运输及第三国运输,同时对运输车辆和人员出入境管理、证件互认、税收互免、签证便利、通关便利及信息共享等作出了系统性、制度性安排,为进一步推进中哈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提供良好条件。
日前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文章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当我跟同事聊起中午来吃减脂餐后,没想到一下子就召集了5位同事,谁能拒绝一场来自春天的‘绿野仙踪’美食邀约呢。”作为轻食餐厅的粉丝,“95后”彭女士几乎每天中午来打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当传统产业与银发经济“双向奔赴”,将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场景,释放养老消费潜力。(完)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罗森:古波斯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特别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大量中国元素在这一时期向西传播,并深刻影响了古波斯的艺术和工艺。例如,古波斯绘画中含有许多源自中国的艺术元素,而我们熟知的白瓷,也源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从西亚和更远的地区吸收了大量文化因素,尤其受到佛教的影响。我的著作《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专门探讨佛教艺术如何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融入了西亚乃至希腊的元素。许多装饰图案,如特定的花纹、植物图案等,最初可能源于西方,随后传入中国,被中国工匠改造、创新,最终制成精美的艺术品,再度出口至西亚甚至欧洲。这种文化交流,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互动密切相关。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汇地带。
“一个地方不应该什么都干,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谈起对贵州发展的深刻思考。“从贵州来讲,也要做一些选择,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不要让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反而消失了、抵消了,这就是得不偿失。你们搞大数据产业招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就是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