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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朱立平研究员指出,青藏高原湖泊是“亚洲水塔”重要水资源组成,不仅影响到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的水循环,也在支撑生物多样性及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方面极具价值。湖泊变化不仅对气候和流域水文变化十分敏感,也影响着湖泊生物地球化学条件,对水安全、农业和基础设施等构成重大风险。
有三类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大学阶段发展确实相对更出色,但是竞赛成绩、大学成绩都不能识别科学兴趣。真正成大才的关键条件,是“才能+兴趣”,而非“才能+目的性努力”。
济南3月20日电(记者 王峰)“天下泉城聚天下英才”中国·济南第三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3月20日在济南启幕。本届大会围绕产业打造人才招引平台,邀请2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包括4000多个博士职位在内的3万多个优质职位,为各类人才来济、留济发展提供丰富的职业选择。
再看“一张表”。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专精特新服务站,“一张表”上需求清单、服务清单、解决清单一目了然。找场地、寻人才、问市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各类诉求得到精准解决。目前,北京已建成110家专精特新企业服务站,形成“五公里服务圈”。重点培优,突出靶向施策,有利于打造更多科创“轻骑兵”。
“联合国与中国的紧密协作意义非凡。”常启德表示,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有效助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未来,希望联合国与中国继续携手合作,探讨如何将中国的经验分享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助力全球摆脱贫困和饥饿”。
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