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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确实很少主动探索远方，对外界的认知也比较有限。中国对中亚有所了解，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些西域的情况，而政府也能从外交往来中获得一定的外部信息。至于郑和的远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航海壮举，但它的本质与欧洲的航海探险不同。别忘了，郑和是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是代表明朝向外界展示国威。永乐皇帝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希望通过郑和的航行来彰显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

　　在休宁县南坑景区，金黄油菜花海与黛色山峦构成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日本学生们穿梭在齐肩高的花丛间，快门声与惊叹声此起彼伏。“安徽的春天真像一幅高饱和度的水墨画！”濑上茉莉花指着远处花田间劳作的农人说，那些戴斗笠的身影，让风景有了故事的温度。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通过发展多元储能，为清洁能源大规模转化为持续稳定的电能供给打下坚实基础。在自治区公布的2024年独立新型储能项目清单中，41项独立新型储能项目广泛涵盖磷酸铁锂、全钒液流、钠离子电池、压缩空气、重力储能、铅炭、氢储、热储等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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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前报道，3月19日，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进行通话，讨论乌克兰的和平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他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积极和坦诚的对话。

罗森：是的。我一直用考古和器物来研究历史。说实话，我的观察能力比大多数人都要强。我的意思是，能像我这样做研究的人真的很少，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有很强的视觉记忆力，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我读书、写字都很吃力，我妈妈就鼓励我多用眼睛去观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