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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教授是西方最活跃的中国艺术与考古学者之一。她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及牛津大学副校长。1990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02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2012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获弗瑞尔奖章，2022年获唐奖汉学奖。她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古代青铜器、玉器、石窟艺术及中国墓葬结构等。她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祖先与永恒》和《莲与龙：中国纹饰》。她的新作《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预计将于2025年下半年在中国出版。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一带领的研究团队对拔尖学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十余年的持续追踪(本报曾于2025年1月17日刊发《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拔尖计划”育人成效如何》)，并在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了大规模学情调查。

　　王沪宁表示，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北京市副市长靳伟在发布会上表示，2024年，北京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达1.0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8.7%。推出改革新举措，率先实现药品补充申请审评时限从200天压缩至60天、药品临床试验审批从60天压缩至30天、临床试验启动用时压缩7.7周。实施罕见病药品“白名单”制度，建立临床急需进口药械的审批绿色通道，进口货值超1500亿元，居全国首位。

　　“我现在在菌菇基地干活，年收入有4万元左右，在家门口就业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还可以照顾家庭，幸福感更强了。”工人钱芳莲一边采摘菌菇一边说。

　　具体内容包括，加大新购汽车补贴力度。银川市财政每季度安排1000万元，提高新购汽车补贴标准。个人消费者购买乘用车新车的，按照购车发票金额(含税)，20万元(含)以上的补贴不高于6000元，10万元(含)至20万元补贴不高于4000元，10万元以内(不含)的补贴不高于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