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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贸易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沈允燮也表示，韩国在华投资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着眼当下和未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潜力巨大，这需要被更多韩国民众和商界人士所知。

　　中央八项规定激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动力。中央八项规定从改进工作作风着手，推动各级党政机关自觉践行回应群众关切、优化便民服务等实践要求，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少跑快办”、“一站式服务”等平台广泛涌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改进作风和提升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钻研业务、改进工作上，积极探索科学有效、务实管用的方式方法；统筹减负和赋能，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大幅压减文件会议数量，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整治不顾基层实际乱加码、乱作为、频繁填表报数、工作过度留痕以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聚精会神抓落实、谋发展；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强关心关爱、正向激励，推动精准问责，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激活，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展现。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有力推动了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革新，而且有力促进了党员、干部精神状态、素质能力提升，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注入了强大动力。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全社会研发经费（R&D）投入强度位居全国前列。

　　在思想引领上，新时代廉洁文化以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底色，勾勒出清正廉洁的精神坐标，丰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形式，具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刻诠释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引导公职人员深刻认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政治本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以文化人、以廉育人”的使命，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廉洁文化始终是维系社会和谐秩序、塑造民族清白品格的重要基础。儒家倡导“克己奉公”，将廉洁作为理想人格的必备修养，诞生了包拯、海瑞等清廉典范，形成了“公生明，廉生威”的社会文化共识；道家以“少私寡欲”的人性观、“天道无亲”的宇宙观，描绘出人心清白、天地无私的理想世界图示；法家将“廉”视为决定国家存亡的“四维”之一，主张以“公法”遏制“私行”。由此可见，在“廉以修身，廉以治国”中，廉洁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文明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精神基因，融贯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陈政高于1970年担任辽宁省海城县革委会政工组办事员；1978年任大连海运学院团委书记；1982年任辽宁省大连团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1985年任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副县长；1988年任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常委、副区长（主持工作）；1993年任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1997年任辽宁省省长助理；199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2003年任辽宁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